来源时间为：2023-01-18
“他本身对金钱是没有太多概念的，就算有钱了，也不会在衣食住行上有非常多奢侈的浪费或者开销。这样的朴实作风对我们年家的影响很大，从我第三代来看的话，我们这一辈都是非常脚踏实地，艰苦朴素的，很珍惜父母的每一分的劳动成果，希望自己也能创造一些小成就。”
2010年代，年广九接受媒体采访。受访者供图
文丨新京报记者李冰洁 ???
编辑丨胡杰??
校对丨李立军
?本文5252字阅读10分钟
年广九出现在很多历史照片里。
年轻时他头发茂密，一身穿旧的“的确良”，手边是他的瓜子、秤砣和炒锅。上了年纪后，他的“爆炸头”被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，出现在公众面前时，他总是打着领带、穿着西装、戴着刻了他名字的大金戒指。
年广九长着一张长方脸，满面红光，讲话时声音洪亮。芜湖当地熟悉他的人记得，年过古稀之年的年广九还常常出入他位于商业区的瓜子店里，记账，站柜台，甚至为顾客点起一支烟。
公开资料显示，年广九出身贫苦，前半生在街头市井过活，他逃过荒、要过饭、卖过水果，后来卖起了瓜子，1970年代，他用五分钱一袋的瓜子堆出了新中国第一批“百万元户”。
年广九一生跌宕，他创立了著名品牌“傻子瓜子”，也曾因“投机倒把”等罪名三次入狱，公开资料显示，他曾在1980年、1984年、1992年三次被邓小平点名支持，也被誉为“中国第一商贩”。2018年，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《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》中，他是资格最老的一个。
1月11日，年广九在家中逝世，终年84岁。年广九孙女年子君说，“爷爷走得很安详。”
用一颗瓜子为民营经济撬开了一扇门
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附近曾有一家略显陈旧的“傻子瓜子”店，门店所在的三层小楼，一楼是商铺、二楼是仓库，三楼曾长期是年广九的住所，为了省一年两三万雇保安的费用，他卧室的床头就是监控显示屏，画面里是仓库和一楼店铺的实时情况。门店里，陈列着印着年广九照片的各色炒货。
一张年广九张开双臂的大幅彩照被挂在了店内最醒目的位置。墙壁上印着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第371页的内容：农村改革初期，安徽出了个“傻子瓜子”问题，当时许多人不舒服，说他赚了100万，主张动他。我说不能动，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，得不偿失。
2019年，曾有媒体跟拍记录下年广九的生活，年近80岁的他一大早起床，走下狭窄的楼梯，去菜市场买来青菜、豆角、肉丸、瘦肉。返回后，他动作利落的将几扇卷闸门拉开，清扫卫生、清点账款，他亲自坐镇，有顾客进来，就迎上去，介绍起自家的金牌产品，从上午8点到晚10时，尽管已经退居二线，但年广九依然在柜台前忙碌着。
当时，年广九拥有一张赶得上潮流的名片，上面印着他多年未变的手机号和QQ号，加了二维码，名头是傻子瓜子公司顾问。
年广九的孙女年子君说，近几年，爷爷已经从三层小楼搬到了小叔年金龙的家中，但时不时的，仍然会步行到门店里，查看经营状况。
年广九在许多个场合里解释过“傻子瓜子”的由来，最初，他在卖瓜子的时候，人家买一包，他就再给人家抓一把，人家不要，他就硬往人家身上塞。有人笑他傻，后来，他就索性拿“傻子瓜子”当了招牌。
从沿街叫卖的小商贩，到全国两千多家加盟门店，年广九用一颗瓜子为民营经济撬开了一扇门，经历了几度沉浮后，他成为改革开放的报春花。
2023年1月15日，芜湖市中和路傻子瓜子全国专卖总店里排队购买的顾客。受访者供图
一麻袋一麻袋的零钱赚到了第一个一百万
1940年1月，年广九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年家村。5岁，随父亲逃荒到了黄山脚下，靠讨饭为生。7岁，在街上捡烟头换钱。9岁，正式学徒经商，沿街叫卖。
1963年，年广九贩卖水果以维持生计，当年，小商小贩被视为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
出狱之后，年广九没有因为坐牢而放弃摆摊，他旺季卖水果，淡季卖鱼，1971、1972年连续两年安徽水果歉收，年广九开始跟着父亲的一位朋友炒瓜子为生。为了做好瓜子生意，他请教过好几个师父，仔细研究了瓜子的炒法。
在刚开始营业的年月里，他没有按斤两称重，而是创新性地把炒好的葵花子分成小包，5分钱一小纸包，到电影院门口叫卖。在一次采访中，年广九还记得第一次去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时，“赚了一毛九”，后来，“收入一天比一天高，很快到一天赚30块。”
年广九在受访时回忆，那时，他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炒瓜子，一直到凌晨四五点钟，睡上两三个小时，就再起来分装，沿街叫卖。他挑一个小扁担，挂着苹果篓子，里面装满瓜子，上面盖一张报纸，“打‘游击战’，被抓到(瓜子)就被拿走了，抓不到就是我的。”
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刘国宏（化名）曾是年广九的下属，少年时代，他也被家人带着，光顾过年广九的摊位，“那时候他在芜湖已经家喻户晓，他没有店面，只有个固定的摊位，在中山路十九道门，一辆板车，上面摆着竹匾，逢年过节，我们都要排上很久的队，上他那买瓜子。”
回忆起那段日子，年广九曾说，“人最多的时候，整整五十米，两列队”，他定了规矩，“一个人限购2斤，结婚的10斤，淋雨的不排队，外地来的不排队。”
年广九回忆，有一段时间，有顾客反映，上海的瓜子更好吃，“于是我就专门跑到上海、苏州和北方的城市买瓜子，买回来品尝比较，在配方上做了改进，同时增加了花色品种，炒了奶油瓜子、酱油瓜子、椒盐瓜子和五香瓜子等5大类，共20多个品种，既有适合南方人口味的瓜子，也有适合北方人口味的瓜子。”
一分两分，一毛两毛，年广九用一麻袋一麻袋的零钱赚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一百万。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是，当阴雨连绵时，他藏在家里的钞票都发了霉，等太阳一出来，年广九就把麻袋里的钱扛出来晾晒,花花绿绿的人民币铺满了整个院子，甚至屋顶。年广九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起这个场面，他说，那是1976年，钱太多，又是零散的，家里放不下，他将钱装在油纸里，塞进罐子里，埋在巷子里。发霉的钱有潮气，只好摆出来晒，“当时心里是有一些怨气的，你们都批斗我，就是让你们看看这些钱都是我挣的。”
1980年代，年广九在家中炒制瓜子。受访者供图
邓小平三次点名“傻子瓜子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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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1978年，年广九生意做大，雇了帮工炒瓜子，此事被人发现后引来热议，“社会主义还能搞雇工，这是不是属于剥削？”据中国新闻社报道，1980年，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，安徽省农委散发了200份关于安徽芜湖“傻子瓜子”的调查材料，介绍了其有几名雇工，但企业效益、社会效益都较好的经营状况，提出了应该允许其存在发展的意见。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看了这份材料，认为很有典型意义，于是把它呈送给了邓小平。邓小平看后，当即就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给予肯定，并就一些人对姓“资”姓“社”的争论，指出要“放一放”、“看一看”。
到了1984年，年广九的雇工已发展到103人，由于103个工人的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国家工商局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8个的规定，他的雇工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。“年广九是暴发户”，“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”，“年广九搞资本主义”，“姓资还是姓社”的争论，从党政机关传到理论界，从芜湖传到省里，从省里传到中央。
据中国新闻社报道，1984年10月，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，邓小平明确表示：“不要怕，(开放)得益处的是国家，是人民，不会是资本主义。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。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，相当震动呀，大家担心得不得了。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。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？如果你一动，群众就说政策变了，人心就不安了。你解决了一个‘傻子瓜子’，会牵动人心不安，没有益处。让‘傻子瓜子’经营一段，怕什么？伤害了社会主义吗？”
1980年代，在年广九（最右）摊位前排队的顾客们。受访者供图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