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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底安徽“最懂债券的”落马副省长:他和他的三个操盘手

发布日期:2017/10/10 19:20:58 浏览:718

来源时间为:2016-11-8

2013年8月,国债期货重新启动,媒体盘点1995年震惊证券金融界的“327国债事件”,发现扮演胜利者角色之一的陈树隆,18年后已担任安徽省排名第二的副省长。命运安排他仕途通达,但这个“最懂债券的副省长”还是栽了。2016年11月8日,中纪委宣布其“涉嫌严重违纪”消息,陈的仕途止步于54岁。

陈树隆是安徽本土成长起来的官员。他生于农家,当过大学老师,后进入财政部门,逐渐成为安徽省金融探索的核心人物,并一手创建国元证券。39岁时,他已步入正厅序列。在晋升为副省部级干部前,其仕途最重要一环在芜湖市,先后任副市长、市长、市委书记,历时8年。

接近纪委的知情人士向深一度透露,陈树隆案涉案金额巨大,远超亿元。其问题主要发生在芜湖,涵盖证券金融、插手招投标等多方面。陈落马后,芜湖超过100名官员被约谈。而民间被称为陈的“铁杆”和“三驾马车”的庞霞、王文化和胡强,目前已失联数月。此3人在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、国元证券等单位时,即是陈的下属,后活跃于芜湖的商界和金融圈。

据多个交叉信源说法,陈树隆涉嫌在主政芜湖期间,指挥挪用财政等资金,以“打新股”等方式进行投资,尽管后来账面做平,此举已涉嫌违法。而在此过程中,为陈充当“操盘手”和涉嫌输送利益的,即是王文化等人。

失联的儿子,落寞的除夕

安徽巢湖,陈树隆老家。

2017年1月27日,安徽省巢湖市槐林镇后丁庄村,年近九旬的陈敬(化名)和老伴度过最落寞的一个除夕。这次过年,大儿子陈树隆没有回家团圆,一同失联的,还有大儿媳王传红、小儿子陈树堂。

陈敬夫妇看过新闻,知道儿子正接受中纪委的调查。2月19日,深一度记者登门探访。陈母哽咽道:“越查清楚越好。查清楚,查明白,不受委屈、冤枉就好。做得不对的,领导应该批评。”陈父则说:“政府是公道的,不会随便冤枉他。”

在巢湖市,后丁庄是示范村。统一粉刷的蓝白色民宅外墙、道路两侧的公共厕所、村子中央的健身广场,让村庄显得与众不同。

通往村庄是一条平坦的柏油路,而非水泥路。路的尽头,即是陈树隆老家。一位在当地从事客运的司机说,此路原是土路,有一年春节,陈树隆等人开车回家,时逢雨天,车陷坑内,靠众人力推,车才进村。结果第二年,村里就修建了柏油路。

虽如此,在谈起陈树隆时,许多村民表示,后丁庄村并没有因为他当副省长而“沾光”。

沿柏油路进村,距村口大约200米的马路边,立有一块后丁庄示范村的功德碑,上面刻录了捐款人的姓名及捐款数。位列第一的赞助者是陈树堂,捐款2万元。除他外,捐款也是这个数的仅一人,余者为1500元以下。

一位村民说,陈树堂生意做的比较大,开4s店、卖钢材等,有意和他来往的人很多,“弟弟比他(陈树隆)要浮躁些。你不找人家,人家会找到你的。”

在后丁庄的众多民宅中,陈家并不显眼。这是一栋南北朝向的二层楼房,门口栽了两棵松树,院里有两棵桂花树。相比之下,附近一邻居的别墅反显得阔气。

对记者的突然到访,陈敬夫妇没有拒之门外。陈敬今年88岁,身体还算硬朗,老伴85岁,前年摔了一跤,身体欠佳,她拿热水壶时,不能直接提起,而是曲臂抱在怀中。

陈家客厅的墙上,悬挂了多幅陈树隆和大领导的合影照。卧室里还有很多没挂出来。这些照片记录了陈树隆的仕途风光。陈敬说,是儿子搬家时,送回老家的。

陈家厨房屋檐下,挂着一条草鱼。这鱼本是买来做年夜饭的,因为人少吃不完,后来被腌制晾晒起来。

在父母眼里,陈树隆是孝子,几乎每年春节都会带妻子女儿,回家住上两天。“小儿子一家三口,大儿子一家三口”,而今年春节,6个人只有3人回家,陈母不禁叹息:“让他念书害了他。”

正是通过念书,陈树隆才改变农家子弟的命运。

10岁时,陈树隆才上小学。高中所在的中学教学质量不高。第一次高考,他落榜了,后在庐江县的盛桥中学复读,终于考上。1983年,陈树隆进入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学习,时年22岁。在当年,他是后丁庄村唯一的大学生,上大学时,村民自发到村口放鞭炮相送。

贫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困扰着陈家。陈树隆刚上大学时,姐姐帮他补过裤子。膝盖和屁股处都是补丁。一次他寒假回家,亲戚问:怎么这么瘦?他说:“我在学校里面干(吃)不饱。”

寒门出身,令其性格多些争强好胜。日后,陈树隆仕途进步,从合肥调往芜湖,母亲劝告他不要那么累,要放轻松一些时,陈树隆回答:“我到哪里就想把哪里干好,难道还有比干农活苦吗?”

后丁庄示范村功德碑,陈树隆之弟捐款数最多。

难忘的“327”,最后的大佬

陈树隆后来被称为“最懂国债的副省长”。而他崭露头角,则是在1995年的“327国债事件”。当时他担任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和省财政证券公司总经理。

“327”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,对应为1992年发行、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,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。当时,国债市场开始火爆,聚集资金量远远超过股市。

国内最大券商万国证券的总经理、“证券教父”管金生预测,327国债的保值贴息率应维持在8的水平,不可能上调。按照这一计算,327国债将以132元的价格兑付。当市价在147元至148元波动时,万国证券联合高岭、高原兄弟执掌的辽宁国发集团,开始大举做空。

他们的对手,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(简称:中经开)和众多市场大户,后者包括陈树隆率领的安徽国债队。而中经开隶属财政部。财政部又是国债政策的制定者。

1995年2月23日一开盘,双方展开生死厮杀,下午辽国发的高氏兄弟看到势头不对,突然调转枪口做多,万国证券被逼进死胡同,面临60亿元巨亏。

雪球越滚越大,管金生孤注一掷,在收市前的最后8分钟天量砸盘。万国证券最后的卖单对应面值1460亿元,远超327国债总价值。如按收盘价交割,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头将出现约40亿元的巨额亏损,全部爆仓。

市场最后被上交所翻转。23日晚10点,上交所经过紧急会议后宣布: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交易是异常的、无效的。

经此一役,万国证券元气大伤,亏损56亿元,濒临破产。此后,万国证券被申银证券接管,管金生被捕入狱。(注:万国与申银后合并为申银万国,2015年,申银万国与宏源证券合并为申万宏源。)

鉴于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,中国证监会作出了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决定。至此,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。

曾在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工作过的苏云彬(化名)回忆,“327事件”之前,安徽国债也亏得一塌糊涂,“亏5个亿是肯定有的。陈树隆带着安徽国债所有的钱,又去干了。他找了浙江的一批富商合伙打。最后窟隆补平了,还赚了上亿元。当时他也拿了政府的奖励,不少钱。”

在“327”一战中,中经开虽是大赢家,但账面利润不到1亿元。巨大的财富转移到哪儿去了,至今仍是个谜。

此后风波亦未能平。1995年底,时任中经开上海营业部总经理的戴学民在北京遇刺,后其长期养病,1997年后下落不明。

据苏云彬回忆,“327事件”后,一度风传陈树隆也面临巨大的人身风险,据称被辽国发的人追杀过。“陈也是枭雄,风云人物,在资本市场一直都是大佬,”苏云彬说。

2013年,“327事件”整整18年后,国债期货恢复交易。当时有媒体盘点,历数在“327事件”中5位大佬的命运:券商教父管金生归于平淡,监管者尉文渊翻身下海,魏东“涌金系”的沉浮,黄伟“新湖系”的崛起。最后一位大佬则是陈树隆,时任安徽省排名第二的副省长。

此后亦有盘点,“327事件”中,28岁的魏东、29岁的袁宝璟、30岁的刘汉和34岁的周正毅,完成最初的原始积累。而这四大赢家,日后三死一坐牢。

而戴学民也是魏东在中经开时期的上司。戴涉嫌贪污1100万元,于2001年8月潜逃出境,后被纳入红色通缉令名单。2015年4月,戴改换身份持外国护照潜回国内,被拘捕收押。

陈树隆亦因“327事件”受惠,到其落马,已过去20多年。忆其往昔风光,苏云彬不禁感慨:“参与327的都逃不出宿命,做空的先坐牢,做多的现在看也大多没好下场。”

悲情“证券教父”管金生(右)。

主政芜湖时,传其“打新股”

经历过“327事件”的陈树隆,逐渐为安徽省金融探索的核心人物,当地官场曾称其“金融奇才”。1998年1月,陈出任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(副厅级)、党委副书记,后参与创办国元证券。

国元证券于2001年8月召开创立大会,产生第一届董事会,选举陈树隆为董事长(正厅级),陈同时还担任国元控股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。2002年9月,他被调往合肥任副市长。

2003年底,陈树隆被调任芜湖市委常委、副市长,并于2006年出任芜湖市委副书记、市长。

2008年6月,46岁的陈树隆出任芜湖市委书记。2011年10月,陈树隆任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,芜湖市委书记。2011年12月,他离开芜湖,任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,并在2012年6年担任省政府副省长。2016年2月,他担任安徽省委常委,省政府常务副省长、党组副书记,直至其落马。

在最后的岗位上,陈树隆负责安徽省政府常务工作,分管编办、发展改革委、科技厅、财政厅、地税局、统计局、金融办、物价局、能源局、农信社、徽商银行。协助分管监察厅、审计厅。

履历显示,陈树隆在芜湖市委书记、省委秘书长、常务副省长三个职位上,三次接任詹夏来。而詹在芜湖期间,创立了如今被誉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楷模的奇瑞汽车,被称为“红顶商人”。

熟悉芜湖政坛的人士介绍,一位省领导曾对陈树隆评价很高,认为其懂经济和金融,有能力接盘主政芜湖的唯他一人,但数年后,该领导即对他人说“看错了陈”的话。

深一度获得的反映陈树隆问题的材料显示,陈在芜湖时,最大的争议是引进德豪润达和三安光电两家上市光电企业,两公司均在土地、资金、业务上得到芜湖市政府的大力支持,包括不菲的财政补贴及采购订单。

《证券市场周刊》在2013年4月曾刊发报道质疑三安光电。文章称,2010年以来,三安光电从芜湖、淮南、泉州和安溪等地政府手中,获得总计高达26.5亿元的路灯订单。其中,芜湖的订单为6亿元。

虽然三安光电称,大功率路灯为“公司设计并生产”的,但《证券市场周刊》调查发现,公司的路灯几乎都来自外购,而且,三安光电提供给各地政府的LED路灯价格远高于市价。此外,各地合同中所谓“路灯”,仅包括一个路灯灯头,且不是价格昂贵的太阳能路灯,均为普通的市电路灯。

“当时,芜湖所有的路灯,不管好的坏的,所有换了重来,用的都是三安光电的,我有个朋友是做灯的,他说,陈树隆打过招呼,所有灯的生意都给三安光电。”芜湖商人程明(化名)说。

程明称,陈树隆对金融和股市极有兴趣,“政府开会时,他说着说着就说到炒股的事情上面了。外地的什么副市长来他不一定见,你要说是哪个公司的老总来,他更有兴趣。想和他谈的来,你就和他聊股票。”

在芜湖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,陈树隆涉嫌指挥挪用财政资金等用于“打新股”和其他投资,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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